端午节一大早，“鲁莽”来短信，邀我去他家作客吃饺子，我心里暖暖地。05年匆匆一别，快3年不见“鲁莽”了，不知他过得可好。

      “鲁莽”名泽华，大学同窗。待人接物，于公于私，莽撞认真，热情有余，得此绰。

      冲这点，我喜欢“鲁莽”，也喜欢叫这个名。此名与我看，代表真诚、朴实、可爱，还有一丝不苟地热情与冲动。

      初识“鲁莽”于1997年。那时，咸阳塬上，渭水之滨，烈日炎炎，人影攘攘。环境初变，新聚首，大家沉默相对。

      某晌午，睡初醒。一矮个男满脸堆笑从宿舍探头入：“哥们，我是山东梁山的，咱们是一个班，嘿嘿！”

     “梁山好汉啊”，大家打破了沉默，打起了精神。看得出，水泊梁山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自梁山来，怪不得这般豪爽，连笑容都有几分李逵相。虽然，“鲁莽”个头不高，不是惯见的山东大汉。

   “梁山好汉”的主动、坦荡、豪爽、大气，使我感到一种城里男孩才常有的自信、阳光。这种自信、坦荡、乐观，缓缓驱走了我从农村带来的自卑、内向、封闭。虽然，后得知，“鲁莽”也自山东农村来，而且，家境还不如我。

    起码，我有农村的父母、尚得温饱的家庭。但“鲁莽”呢，生在贫瘠的梁山，父亲早亡，母亲多病，靠两个忠厚的哥哥供读了高中，上了大学。

    我感慨于“鲁莽”的身世，也感慨他身上的乐观、勇气和自信。从此，注意上了这个貌不惊人，动作夸张，笑起来爽朗豪放，甚至谈不上丁点帅的男孩。

    大学四年，每每见面，人未到，“哥们”二字远远飘来，紧接着是一阵“嘿嘿”的富有穿透力的笑声，随后是一双肥厚的、有力的手，没等你反应过来，就上前握住了你，并且是用很大的劲，一握再握，上下抖动，似乎是较手劲。通过这劲，传递给人力量、关爱、问候。

    我想，“鲁莽”的这股劲，源于他的能吃。那种吃，是海量的吃，是只有干力气活的人才有的吃。我欣赏他这种吃，吃得大气、豪迈、有男子气概。

    学校食堂是公办性质，打菜多，大洋瓷饭缸里，常常装了三分之二。在“鲁莽”的这三分之二上，除了盖着米饭，还有两个大馒头。他把饭缸往宿舍大桌子上一放，半眯眼，瞄着旁边的一本什么书，就吃开了。我们吃完了，他的菜还剩大半缸。大家知道“鲁莽”能吃，剩下的菜，总要问他一句，“鲁莽”，要不要？”他看着书，头也不抬：“要”，把大家吃剩的菜揽了过去，津津有味吃起来，从不嫌弃，就像对待朋友，满腔热情，来者不拒，不看出身，不看高低贵贱。

   这种特能吃的好“传统”，“鲁莽”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老婆左秋娟说，每年回娘家，家里大部分肉都被“鲁莽”吃了。看“鲁莽”这能吃，左秋娟的妈妈、“鲁莽”的岳母，听说“鲁莽”要回家过年，就早早备了比往年多得多的肉，款待这位朴实、厚道、热情的山东女婿。

   “鲁莽”理应得到这种厚爱。这位并不高大的山东汉子，用微薄的工资，关照着几个家庭：他的两个哥哥、岳父母家，自己的小家。他的老婆左秋娟，在咸阳拿下了自考大专，到西藏无法进入体制内工作，他又支持老婆考大学，读了西藏大学的计算机本科，今年毕业了。

    一个人，支持这么大的面，而且这么多年，其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普通人，用坚韧和对苦难的忍耐，做这么多普通事，“功劳”是很大的。我祝他老婆今年能分到工作，而且分到一起，过上正常的夫妻日子。毕竟付出了那么多，等待了那么久，苦难和煎熬该结束了，善良的人有理由比别人早日修得正果。

    “鲁莽”还有一好，听收音机。大学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他时常头戴一调频耳机，天线拉得长长的，抱着一摞书，奔波于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间，见了人也照旧捂着耳机，“嘿嘿”地笑着，活像个“天线宝宝”，就连谈恋爱，跟女朋友一起也这样。大家从中看到“鲁莽”的可爱，从来没有谁责备过他的不得体。“鲁莽”对广播的喜爱，可从中感知一二。

     毕业进藏，“鲁莽”志愿到藏北。地处偏远的缘故，广播收听效果不怎么好。“鲁莽”怀疑是收音机的接收能力问题，曾多次购买收音机。为此，没少被老婆埋怨，“鲁莽”顶着老婆的唠叨，一边买自己喜欢的“宝贝”，一边哄老婆开心，乐此不疲。至今，他家里仍保留着5台收音机。当听我说，国外正开发卫星直播收音机，大概50美圆一台，可直接通过卫星收听广播，“鲁莽”立来了精神，“哪可以买到？”那股急切劲，把我逗乐了。

    我想，我们电台的听众里，“铁杆”的不少，但喜欢广播到这种程度，并且背后有这等故事的，恐怕不多。我开玩笑说，要告诉我们台长，评“鲁莽”为最感动人听众，给他颁奖，奖品嘛，最好是收音机，而且是顶好的收音机，让“鲁莽”听好广播。这也是“鲁莽”最大的喜好。

   “鲁莽”字如其人，豪放、大气、字字独立、横眉冷对，有大丈夫之气，可审美上，就差了点。他惭愧于他的字，想改变。买来钢笔字帖和一大本稿纸，也不仔细琢磨，铺开就写，由于无书法基础，又缺少感悟，收效甚微，可这并不影响他特有的执著，他写字日复一日，仿佛写就是目的。大家背后玩笑说，如果“鲁莽”字练好了，我们都能练好。一段时间，我也对“鲁莽”能否练好字持悲观态度。

    这次到“鲁莽”家，看到书桌上一筒大大小小的毛笔，一个书法毡，一大堆字帖，一堆练字的草稿，我大吃一惊：“鲁莽”不仅坚持练字，而且向毛笔挑战了。翻开他的读书笔记，每个字结构合理，笔笔有力，笔力到位，仍不失大丈夫之气，只是，刚健有余，柔婉不足。不过，这已经不错了，我每个字做不到这样。无须说，“鲁莽”进步了，他用自己的坚持，征服了字，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使其逐渐驯雅。

    人过而立，多会趋于现实而缺少理想。我就是这样，就书法来说，坚持过一段时间，但进藏后放弃了。在我看来，艺术属于理想范畴，需要专门的时间、闲适的心态和对的时间去实现。但“鲁莽”有一股子“蛮”劲，要打破这一瓶颈，坚持练字，有所成就。也许，他没有琢磨过艺术家需要走过怎样的童年，需要怎样的禀赋，需要给生活涂抹上什么色彩。我们琢磨这些，规划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干什么，自认为聪明，结果，错过了一季季迟来的播种。

   “鲁莽”不想这么多，他富有理想，坚持不懈，笔耕不辍，一如他7年多前充满理想，志愿到藏北工作，秃了顶，脑门上留下个大写的“M”，仍无怨无悔。在这年头，富于这种理想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鲁莽”。“鲁莽”让人敬佩，我敬佩于他的执著、坚韧而富理想。正因为如此，在他家作客，被他的理想、真诚所感染，我重拾毛笔，纵笔写下“琴心剑胆”四字，与之切磋。

    这在我7年来，是第一次。这四个字，我最想送给我的朋友“鲁莽”。在我看来，“鲁莽”的豪爽、无畏、勇气，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剑气”，他已具备，而且是我学习的地方，而琴心，代表策略、细腻、察微，他尚缺乏。虽然，这种缺憾在他结婚8年来，由细致入微的老婆所弥补，相得益彰，但仍须加强。“鲁莽”之气太重，毕竟是一种不足。人生张驰有度，才有境界。

     这次到“鲁莽”家作客，感受最大的除了他的书法，就是生活某些方面的考究，比如喝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大学给我的印象是，“鲁莽”很少喝茶，他的大水杯里，蓄了满满的开水，渴了仰起脖子“咕咚”就喝。喝时，有时甚至连杯子都不看一眼，用手摸过来就是。

     这次变了，给我们冲个茶，他先用开水涮热了杯子，然后从一套精美的茶具里抽出一个茶匙（我从没用过，手抓了放），从几盒茶叶中挑出几盒，放到茶几上，介绍说，什么是毛峰，什么味，可泡多久，什么是普洱，经泡，新茶什么口感。泡茶时，他告诉我要放到什么量才合格，头杯口感不好，要倒掉。茶颜色刚淡，他抢过我们的茶杯，又冲上了普洱。

    那浓浓的茶香，如同男女主人浓浓的热情与好客，温暖了我这个端午。

    我惊诧于“鲁莽”的茶道，怀疑这样的考究出自“鲁莽”，也迷惑于“鲁莽”的改变。这种改变，也许是从他练习书法开始的，因为书道和茶道有时是合一的，需要考究和细节；这种改变，也许是从“鲁莽”有爱的生活开始的，因为爱使人变得周到、细腻。

   “鲁莽”的变，到底属于哪一种，我不知道，反正在变，有某种朝向的变。正向的变，是一种自我完善，可以说，“鲁莽”在朝这个方向变，不变的，是他的真诚、豪爽、大气，和一股子莽劲，以及对高原的拳拳赤诚。

    我闻着茶香，品着“鲁莽”递过的茅台王子酒，缓缓举起，祝福我的朋友，为他的变化赶到高兴，也感谢他们小夫妻的热情、好客和周到，祝愿他们一切都好，好人一生平安。

             格珍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5月8日一大早，她坐在直播室里，把奥运圣火登上珠峰的喜讯通过电波传遍雪域高原。
       “今天，早上奥运圣火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是我和同事扎顿通过魅力西藏电波传递出去的。当时我上节目的时候，我的声音非常激动，语调跟平时不一样，是那种高亢的，特别激动地心情播出去的。”
         电波的另一端，格珍的父亲贡布和母亲白玛坐在收音机前，聆听女儿格珍传出的喜讯，激动不已。
        “心情很激动，也很高兴，奥运会火炬在珠峰顶上点燃，做得很好，他们计划也很周到，而且今天的天气总体也不错。作为一个老登山者，曾经上过珠峰顶峰。今天他们点火炬成功了，表示热烈地祝贺。”
        “登顶了，我们就在家里，爸爸在前面拍手，我在后面拍手，心情很激动，很高兴，因为奥运会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大事，全民族的大事，全世界的大事，我们要祝北京奥运会成功，一定要为北京加油。”
         贡布今年75岁，是著名登山家，1960年实现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8号奥运圣火在珠峰传递时，与别人不同的是，听着女儿传出的喜讯，高兴之余，贡布心里多了一个牵挂。
         (贡布与儿子通话)
         “还没到8300吗，他们两个。”
         “队员已经全部过了8300了，他们几个还在8300。”
         (白玛与儿子通话)
         “今天你们队员全部下了吗？”
         “今天活动已经非常圆满了，所有队员平安地撤到了6500米。”
         贡布和白玛牵挂的人是自己的儿子，叫格桑次仁，担任圣火登顶珠峰的联络官。受父亲影响，格桑次仁酷爱登山，曾一个人偷偷登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父母亲打来电话时，圣火刚刚成功登顶珠峰，格桑次仁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这个活动算圆满结束了，也实现了我们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的把圣火在珠峰顶峰点燃的诺言。今天早上央视也现场直播了，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也看到了，这一个壮举非常成功。”
        在奥运功登顶珠峰的喜庆时刻，格桑次仁接到父亲贡布和母亲白玛的电话，显得很高兴。而贡布在和儿子分享喜悦的同时，以登山家特有的冷静，叮嘱儿子和登山队员注意安全。

        “你给他们说注意安全哦。王队长、尼玛次仁和罗教练。”
        “好的好的，没问题，爸。”

     “我是从旧西藏过来的，打小父亲去世，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家里生活贫苦，食不裹腹。8岁的时候，为了给家里省出一口饭，我出家当了僧人。”
      这位是罗追丹巴，73岁，现为西藏著名的格鲁派的祖寺——甘丹寺的僧人，8岁在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出家。
     “那时我早上跟经师学经，下午在寺庙里干活。寺庙里没有吃的，我不得不在外面化缘，维持生活。”
      罗追丹巴说，在旧西藏的寺庙里做下等僧人是一件很苦的事。他在家乡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出家期间，种过地，修过水渠，几乎各种苦活、累活都干过。
     “那时，乡亲们和我一样，也吃不饱肚子。为了逃避各种繁重的差役，村里人都到外面去乞讨。”
      1979年，罗追丹巴慕名来到西藏著名的黄教寺庙甘丹寺修行。他这样描述他一天的修行生活。
     “我大概早上6、7点起床，洗脸，喝酥油茶。8点到中午1点，我念经做佛事。然后吃中午饭，下午没事做，我继续念经，一直到晚上8点。我要念的经文有半尺厚，现在没什么事可做，腿脚也不好，一天差不多都在念经。”
     罗追丹巴说，现在甘丹寺僧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政府给寺庙通了柏油路，还解决了寺庙的吃水、用电问题，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政策特别好，大家生活很幸福，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心灵上也特别愉快。冷的时候有衣服穿，饿了有吃的。政府关心像我这样的老僧人，每个月发500元，想吃什么零食都可以买。”
    罗追丹巴说，他现在老了，干不了什么活，想睡就睡，想念经就念经，这在旧社会，根本就没办法在寺庙安逸地待下去，大家为了吃饱肚子四方奔走，挨家挨户的化缘，乞求人家给一点糌粑。
     回忆过去的生活时，罗追丹巴的眉头紧皱，声音发颤，不得不用手比画着，努力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明白。他说，他不理解现在生活这么好，为什么有些人还要搞分裂，搞打砸抢烧破坏活动。
    “这个（314事件）是特别恶劣的一件事，不是佛教徒该干的事，应该受到严惩。对真正修行的人来说，应该严守佛法，‘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作为一名僧人，我从不参与这种事情。”

        4月11日上午，西藏老干部局二楼会议室里，10位藏族老人以自己在新旧西藏的亲身经历，强烈谴责发生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这10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旧西藏的农奴，新西藏的主人。退休前，他们在西藏的不同行业曾担任领导干部。
        原西藏大学副校长色觉卓嘎说，自己不到8岁就给领主放羊，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生活了13年。13年中，有很多事令她难忘。
       “一个大概是1952年的样子，老家发生地震，天崩地裂，这次地震不少牛羊被埋，不少帐篷被烧毁，当时噶厦政府不仅没有减免税收，我记得当时家里唯一糊口的一块酥油也收走了，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色觉卓嘎说，自己的命运因1959年遇到解放军而改变。那年，领主逃跑，把她赶出了家门，饥寒交迫之时，解放军平息西藏叛乱来到她的家乡，收留了她，并把她送到祖国内地学习，从此，她和众多翻身农奴的孩子一样，走进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成为西藏最高学府——西藏大学的副校长。
        “这13年的艰难岁月，告诉我一个真理，那就是昔日西藏与今日新西藏相比，谁个黑暗、谁个光明、谁个落后、谁个进步、谁个残酷压迫和剥削西藏人民，谁个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谋利益。”
         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原妇联主任央拉说，旧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什么样子，她亲身经历过。
        “我8岁给领主当佣人，后因年龄小去给领主放羊。我哥哥给领主当差巴，解放后当邮递员。我的一个姐姐给领主当佣人，修大楼房时因房子倒塌而压死。我的一个妹妹全身长了疖子（音），穷人哪有权利去看病，最终死去。”        
         诺章退休前是西藏那曲的一位医生，2002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回忆起在旧西藏的经历，这位头戴藏帽、貌似坚强的藏族老人曾几次哽咽，谈话不得不停下来，有泪花在他浑浊的眼眶里打转，为了阻止泪水流出，他5次把头高高仰起。
        “我们要给领主支差，从那曲地区到日喀则地区有400多公里，领主让我们7天把信送过去，超期就要受惩罚，挖眼睛、抽筋。”
        在旧西藏有一句俗语，天是领主的天，地是领主的地。在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上层僧侣却拥有社会95%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藏族老干部仓木拉说，旧西藏的领主可以任意将农奴和奴隶用于赌博、抵债、赠送、买卖和转让，甚至处死。
        “农奴和奴隶们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那时人口只有3.7万的拉萨竟有4、5000个乞丐。”

        拉萨堆龙德庆县羊达乡通嘎村的索朗卓嘎老阿妈很喜欢家里的石头房子。一有空，她总喜欢坐在气派的石头房子前，晒晒太阳，喝喝酥油茶，享受好生活。

        老阿妈的石头房子是他的汉族女婿花12万元盖起来的。

      “我有两个汉族女婿。大女婿来到家后，给家里盖起了石头房子。他们都对我很好，说现在生活好了，要带我去内地看看，但我晕车没去成。火车通了后，他们又让我坐火车去内地看看，说是坐火车不会晕车。”

       索朗卓嘎阿妈说的这位大女婿，名叫张永刚，汉族，来自四川。他与自己的媳妇平措卓嘎在村后的采石工地上相识、相爱。张永刚说：

      “我是91年过来，过来后我感觉这里挺好的，感觉这里的人挺淳朴的，挺好的，我当时在山上砸石头，她经常到山上来玩，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平时聊聊天，说说话，就这样感情慢慢培养起来了。”

      回忆起与张永刚在采石工地上相识、相爱的经历，平措卓嘎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我们拣石子认识的，他给我买糖啊、苹果啊这些，那个时候，这里买不到这些，我给他拿些菜油。”

      爱情不分民族和国界。但毕竟，不同民族间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当记者问如何克服这一切时，索朗卓嘎老阿妈的大女婿张永刚说：

      “她一般按汉式的生活方式，她吃辣椒比我还厉害（笑），我们之间没什么藏汉之分，平时我家里酥油茶、糌粑一样吃，生活上没什么不协调的。我岳母对我像亲儿子一样。他们对我特别好，冬天冷了，让我多加衣服，提醒生活开好一些，不要太累了，我会在这里住一辈子。”

      来到通嘎村后，张永刚不仅与当地村民关系处得好，而且成为当地的致富能手。她与平措卓嘎结婚后，在村后的山脚下开了一家采石场，年收入达到10多万元。在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后，小夫妻俩又匆匆赶往采石场。

      记者在堆龙德庆县各乡镇采访时了解到，在当地有许多上门的汉族女婿，他们与藏族姑娘相识、相爱、结婚，组合成和睦、幸福、美满的家庭，在当地传为佳话。仅堆龙德庆县羊达乡通嘎村和东嘎镇东嘎村，这样的家庭就有20多个。堆龙德庆县东嘎镇东嘎村村民格列：

      “这样的家庭我们村里就有10几家，这些家庭都很和睦，他们跟村民的关系也可以，民族间比较团结。平时村里有什么事，他们都会来帮忙，他们有困难，我们也会去帮。”

      汉族小伙余永成的家就在格列所在的东嘎村，他与村里的藏族姑娘尼玛曲宗的感情，由于对方家里的反对，经历了一番波折。余永成的岳母德吉老阿妈说：

      “当时村里人说汉族小伙会把我女儿拐卖了，于是，我死活不同意，但女儿非要跟他在一起，还跟他去了内地，回来后，村里人很吃惊，说他去内地连皮肤都变白了。”

       幸福的生活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间，余永成和尼玛曲宗已结婚9年。9年来，德吉老阿妈看到的不仅是小两口感情好，而且对自己很孝顺。“他们婚后生活和睦，没有吵过架。最让我满意的是女婿经常给我做饭，从拉萨回来后还经常带小吃给我。”

      9年的夫妻生活幸福而美好，余永成的爱人尼玛曲宗却用一句看似平常的话来总结。“平时，我做什么他也帮我，他做什么我也帮他做。他去做活，我给他做饭，两个人相处很好。”

      朴素的话语，道不尽小两口幸福甜蜜的生活。

      从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以来，千百年来，跨越民族的爱情，就像一曲曲和谐之歌、民族团结之歌，在雪域高原传唱。我们祝愿所有这些藏汉合壁的家庭，永远和睦幸福！

     3月22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在西藏拉萨最大的清真寺展开。

     对话的双方是身穿绛红色袈裟的藏传佛教僧人和头戴礼拜帽的清真寺阿訇。

     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用藏语对话。这在西藏历史上尚属首次。

     僧人代表来自西藏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大昭寺，名叫拉巴和阿旺曲扎。阿訇来自西藏拉萨最大的位于大昭寺附近的清真寺，名叫亚古。

     一走进清真寺，僧人代表拉巴就给亚古敬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并说道：“今天，我们过来看你们，向大家表示慰问。对于这次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爱国爱教的僧人及广大信教群众表示强烈谴责。”

     拉萨大清真寺阿訇亚古双手接过哈达，并紧紧握住拉把的手，回应说：“尽管少数分裂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但通过这次事件，上帝给了我们不同宗教、不同民族间一个更加团结的好机会。”

     对话围绕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展开。那天，拉萨发生了严重骚乱，极少数不法僧侣和不法分子冲击了拉萨最大的清真寺，砸毁了大殿内的音响等设施，烧毁了清真寺的卡垫和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兰经》，严重伤害到穆斯林群众的感情。

     提起这件事，大昭寺僧人代表阿旺曲扎的语气变得凝重。“这次事件当中，拉萨的清真寺受到破坏，我们作为宗教徒感到很悲伤，对达赖集团一手制造的暴力破坏活动很愤慨。无论什么样的宗教都提倡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时刻要记住的。极少数不法分子搞破坏，这决不是我们宗教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

     拉萨大清真寺阿訇亚古对大昭寺僧人代表阿旺曲扎的话表示赞同。“这次不法分子的所作所为，目的是破坏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暴徒的破坏，不能代表藏传佛教的信教徒，更不能代表藏传佛教。通过这次事件，使我们宗教与宗教的友谊，特别是我们各民族同胞间的联系和友谊更加密切。”

    推心置腹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僧人代表、清真寺阿訇在和睦地对话中加深理解，增进友谊。大家在快慰地笑声中表示,要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遵纪守法，和睦相处，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同时，为世界和平，普渡众生多做贡献。

      在日喀则定日县扎西宗乡，次仁顿珠成了远近闻名的“名人”。

     之所以成为“名人”，一方面，是因为他办家庭旅馆办出了名堂：2006年，他被自治区旅游发展协会评为旅游致富先进个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开办的“巴巴旅馆”,如今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很多游客，尤其是国外游客前往珠峰，都要在他的小旅馆休整几日，品尝一下这里的藏餐，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民风民俗。

     在互联网上，输入“巴巴旅馆”四个字，就能检索到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媒体对“巴巴旅馆”主人次仁顿珠的报道，但更多是旅游者的旅行日志，他们或叙述在“巴巴旅馆”的住宿经历和感受，或向网友推介“巴巴旅馆”。

     一位叫“修行者”的网友在他的一篇叫《进藏》的日志里这样写道：“我入住在典型的藏式民居‘巴巴旅馆’，在一楼的藏式茶馆喝了一会酥油茶后，我靠在藏式小桌旁放飞思想。”

     被珠峰旅游者频频提到的“巴巴旅馆”是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口镶着一块不大不小的牌子，用珠穆朗玛峰作背景，上面用藏、汉、英文写着“巴巴旅馆”四个不太显眼的字。

     这看似简单的招牌，打出它，次仁顿珠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次仁顿珠的家在扎西宗乡，是日喀则地区定日县离珠峰最近的一个乡。这个乡，是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路，也是前往世界著名景区——嘎玛沟的一个路口。这里有珠穆朗玛峰，有圣洁的雪山，有珠峰自然保护区，如今在谁看来，这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可以靠山吃山，过上好日子。

     可是20年前，次仁顿珠和乡亲们一样，种几亩青稞，养些牛羊，谁也没想过日日相望的珠峰能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他们年复一年，背靠珠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于海拔高，生态脆弱，一年到头，次仁顿珠和乡亲们没有多少收入，只能勉强解决温饱。

      次仁顿珠说，那时，条件是艰苦了些，但大家安于平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陆陆续续到来的游客、探险者和登山队员，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他们携带各种装备，穿着时髦的旅游鞋，操各种语言，在扎西宗乡安营扎寨，给村民们的生活注入了一丝新鲜的气息。”

     旅行者关注的是珠峰，而次仁顿珠看上了他们脚上暖合、结实、耐穿的登山鞋。于是，一段时间，穿上那样的鞋子成了次仁顿珠的梦想。这在现在看来，多么稀松平常的事，多么容易实现的梦想，可是在当时，对正在吃国家救济粮、为温饱而奔波的次仁顿珠和乡亲们来说，简直是遥远的梦。

     随着西藏的不断开放，尤其是西藏旅游宣传促销力度的加大，来珠峰旅游、登山、探险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在每年的3月到10月在珠峰脚下安营扎寨。国内外游客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扎西宗乡人，尤其次仁顿珠的生活。

     来珠峰旅游的人多起来后，由于当时，珠峰附近没有专门的旅游接待场所。一时间，吃住问题成了游客最头疼的事。在游客主动找上门后，村民们开始为他们提供食宿服务，次仁顿珠也加入其中。他腾出家里的两间房子，供旅行者居住，每张床收取一元、两元的费用。当年，他家的收入就比搞农牧业翻了几番，达到几千元。打那开始，次仁顿珠完全放弃了靠天吃饭的农牧业生产。

     渐渐地，来他家的国内外游客不断增多。次仁顿珠与游客打交道时发现，国外游客喜欢住在像他家这样的农家院里。

     2000年前后，珠峰游客达到一个高峰，他家的两间房子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了。于是，2002年，他贷款2万多元，盖起了两层楼、24张床位的家庭旅馆。

     旅馆集茶馆、餐馆、客房和酒吧于一体，里面有电视、国际直拨电话，可聚餐，也可听唱藏歌，既经济，又实惠，受到游客的欢迎。

     次仁顿珠为旅馆起名为“巴巴旅馆”。“巴巴”在藏语里是兴旺发达的意思，正如次仁顿珠所期望的，“巴巴旅馆”一开业，就生意兴隆。当年，给次仁顿珠带来了5万多元的不菲收入。现在，旅馆共有5间客房，50多张床位，旅游旺季，游客住得满满当当，次仁顿珠的年收入也一下子达到10万多元。

     如今，次仁顿珠早已实现了拥有一双时髦登山鞋的愿望。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西藏旅游富民工程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新的愿望、新的打算。

     次仁顿珠说，“将来，珠峰旅游一定更火，会迎来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但现在扎西宗乡最缺的是导游和旅游服务机构，因此，我想成立一家旅游服务公司，专门为珠峰游客服务。”

     为此，去年，他将儿子旦增格列送到国外去学英语和旅游管理。而他的女儿格桑，一边帮父亲打理家庭旅馆事务，一边也在学英语。

     在次仁顿珠的示范带动下，扎西宗乡一下子办起了10多家家庭旅馆，而且家家生意红火。记者在扎西宗乡看到，今年，又有很多新的家庭旅馆正在兴建中。这些旅馆，用石木建成，富有民族特色，里面有各种现代化设施，它们将是未来珠峰游客新的温暖的家。

       5月2日，我终于去了圆明园，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长久以来，圆明园之于我，就像一个民族精神的废墟，也是一个民族流血的伤口。那废墟上，有殷红的残阳，有民族的呻吟。到北京2年了，我一直没有去圆明园，怕看见那伤口，也怕听到大地深处的悲歌。

      等走进圆明园，才知道我错了。圆明园里的烽烟早已散去，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大型现代公园，人们嬉戏其中，正消费本民族的悲情，如同享受饕餮盛宴。

      此废墟早已不是彼废墟了，这是我的直观感受。我们没必要去谴责强盗，强盗已受到了历史的审判。大家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改变了圆明园什么？或者，正在改变圆明园的什么？我想，如果让我给出答案的话，那就是英法联军毁灭了圆明园，而我们正在毁灭废墟。圆明园从火烧那刻开始，就如同涅般的凤凰，完成了精神永生，徘徊在民族记忆和历史深处。如果说废墟有什么价值的话，这就是了。可遗憾的是，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陆续有人进入的圆明园放牧、种地和居住，加上上个世纪60年代在圆明园内植树，严重破坏了圆明园的既有生态。到今天，令人心痛的是，这种毁灭还在继续。人们进入圆明园后，任意践踏废墟上的一石一瓦，还有，那些凝聚了我们民族智慧的石雕艺术，似乎没人在乎自己脚下正踩踏着历史，踩踏着文物，也没人认真想过这历史上有民族的耻辱。萦绕其上的只有浮躁与喧哗，不屑与扰攘。

      我抚摩着历史的碎片，在祖先精湛的手指间徘徊，寻找渗入废墟深处的汗水与泪水，与民族苍凉落寞的眼神，可这些已随文明一起逝去，了无踪迹。我只能嗅着都市的气息，倾听时代的足音。欣喜的是，我听到了一小孩的问询声：“爸爸，圆明园毁灭在中国人统治期间还是外国人统治期间。”他的爸爸没有回答，望着小孩，思索最佳答案，我对这小孩肃然起敬，想与他说点什么，但回头看他正站在大水法前刻字的大石碑上，我沉默了，我担心多少年后，连这样问询的声音也会消失。我同样担心，我们正在毁灭废墟，再过多少年，我们是否有废墟可看，那些只收钱，不负责文物保护和管理的人，他们是否能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废墟的毁灭负责？(2007年5月4日草就于人民大学)